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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月下》第四篇： 王霄：朱镕基功过之一瞥（选载之一） 我对朱先生的景仰首先是在他的人格上。我认为他的最大功绩是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 说点事例吧。 朱先生在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给上海官场面貌及风气的震动是极大的。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极少参加各种庆典仪式活动，从不题字，说话绝少官腔，疾恶如仇，且批评疾言厉色。在一次会议上，他问一位抽中华烟的官员收入几何，何以能够抽得起这等好烟。作为另一面，他的亲民也是上海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杂乱的棚户区和凌晨的菜市场，都曾经有他的身影。而他甫赴任上海市长，正赶上上海的甲肝疫情的疯狂流行，那状况正如2003年中国的非典。在一片人心惶惶下，是朱先生的凌厉手段，及时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形势。 朱先生1993年调任国务院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灭火”，即煞住因伟人南巡讲话而在全国掀起的又一轮经济热，特别是开发区热和海南房地产热。这特别地表现了他的清醒与勇气，好在点燃这把火的邓小平先生给予了他坚决的支持。朱的做法也在某些方面是和当时的官场逆向而行的，特别是此时成型的官僚阶级已经从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以权谋私的最大机遇：既有政绩，又有租金。朱先生要在这时搞整顿是格外地费力的，不但要讲经济，而且要讲政治，与官僚集团作战。 朱先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以从根儿上控制住银行的货币泛滥和贷款腐败。他力挽狂澜，将几个省的人行行长撤职。朱先生的壮举得罪了金融系统的传统势力，而且他的许多做法太超出官场规矩，给人不近人情之感。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一点。某省人行行长也是被朱撤职的，某省政府随即任命此人为省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不久，国务院在天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该副秘书长赴会。不料开幕式上，竟被朱先生点名起立并轰出会场，理由是“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 朱先生的“铁面”与直率，在官场的口碑并不好，而且我感觉他很落寞。但今天回顾朱的业绩，让我重申：真正让我感动并且觉得他最大的业绩就是他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当然在这方面他未必没有失误，比如他连续三年给公务员涨薪，让官员从社会的冷落职业变成了灸手可热的职业，而我认为前一种状况正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政治成绩。不过总体说起来，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弊病，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和抑制。在他就任总理首次记者会上发表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誓言，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但是我们要是想到，当时他所面对的“万丈悬崖”和“地雷阵”是谁，就不会在今天笑话他“义不容辞一往无前”的理念与信仰，“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决心与勇气。是的，他一人所面对的，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而他又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权力。你难道不觉得，在这种以一人敌一个集团、一个阶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举动是一种伟大?一种崇高?一种坚定?一种悲壮?何况，在这样寡不敌众的力量对比下，在其后的机构改革中，朱居然将国务院系统从70部门压缩为28个部门，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国家机构的改革有很多粗糙的地方，省以下的改革基本是走形式，但这已经是在当时朱所能做到的最大成果了。 朱在与官僚阶级的斗争中是失败了，这是一种必然的失败，也是英勇和光荣的失败。朱先生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清醒地评价自己一是清廉，二是做了一点实事。这就很不容易啊!其实在我看来，朱先生是新中国领袖中，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清醒地看到官僚集团弊病并且试图与之斗争的人物。当然，与毛一样，朱的斗争也失败了。毛泽东尚且不能胜利，何况朱乎?虽然对于朱公子的职业，社会上有一些议论，但是如同对温家宝先生的同样议论一样，我姑且存疑不议。退休后，朱先生仍然持守节操。在每年暑期国家退休领袖们集体前来北戴河避暑渡假，甚至因为人多房少，中直疗养院不得不扩展地盘、大兴土木的时候，只有朱，从来不凑这个热闹。退休了，他仍然特立独行。朱清醒并自觉地拉开了与那些退休后仍然贪恋体制好处的人的距离。 从最低限度，我也得说，朱镕基代表的是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袖中的开明派，这一派其他代表还有乔石、李瑞环、胡启立、吴官正、田纪云等。他们是一批道德高尚者，是当今统治集团中的君子，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的贤能治国传统，奉行的是民本主义的仁政。他们虽然不能与官僚阶级决裂，但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带有孟子称道的“圣之任者”的柳下惠的特点。朱镕基先生在任时，最令人称道的政声，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减小通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进退自如地度过亚洲金融风暴(姑且不论其中的争议)，而是他嫉恶如仇，对官僚阶级的腐败和颟顸进行了铁面无情的斗争，因而落下铁面包公、不近人情的名声，当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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